假如（公历的）一年有十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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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春节的中国人，一年的日历中出现十三个月似乎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毕竟，”闰月”在中国传统的历法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让按照月球运行规律确定的月份，能够和按照太阳运行规律确定的年份统一起来。
但对于更常用的公历来说，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要靠固定的”大小月”规律来区分是30天还是31天，这种知识似乎在小学之前就已经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至于由此衍生的什么哪一年是闰年、过了多少天之后是周几之类的数学题，似乎就是这种历法在如同空气一般司空见惯之余，带给我们仅有的印象了。
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
从混乱到秩序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世界刚刚打完一场本来应该”终结所有战争”的世界大战，新成立的国联（League of Nations）开始想要推行一种统一的历法，让久违的世界和平更加稳固一些。很快，在那之前70年，由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us Comte）尝试发起的一场日历革命引起了国联的兴趣。
孔德是现代社会学的开创者，满脑子都是实证主义哲学那一套。在他看来，生活必须由严谨的、可测量的科学来指导，没有什么神学、直觉之类的地位。日期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当孔德发现世界各地的历法都不相同，各有各的算法和需要纪念的神祇时，自然就会想到用一个精确、容易计算的历法取而代之。哪怕当时在西方世界中通行的格力高利历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一年十二个月、365天的日历已经稳定运行了将近500年。
社会学之父，觉得什么事儿都应该精确的奥古斯特·孔德。
好吧，要把当时的状况说明白，我们还得把时间再次向前推一推，看看历史上又有哪些人看着平常的日期不顺眼。
先把时间一下子拨回公元前，为了纠正古罗马混乱的历法，凯撒大帝在公元前46年引入了”儒略历”。在这之前，罗马的历法先是从一年十个月300天左右，跟着天文学的发展变成了12个月，每年靠插入不同的闰月来调整历法。但当时罗马历法中对闰月的管理非常随心所欲，有时候负责历法的祭祀甚至会为了让自己的盟友多些执政时间，而直接强行插入一个超长的闰月。就在凯撒颁布的儒略历的前一年，由于常年的战争和政治斗争，祭司们甚至忘了插闰月，造成日历与实际的季节已经相差了超过90天，人们在日历上本该进入冬天的日子里度过了那一年的盛夏。于是忍无可忍的凯撒一边颁布历法取消闰月彻底纠正混乱，一边强行把那一年延长到了445天来纠正之前的问题。
儒略历已经基本上是我们今天公历中的样子：一年365天，每4年设置一个闰年，在2月增加一天。所以其实平均每年是365.25天。问题在于，地球公转的回归年比这个平均值其实多出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误差看起来很小，但积攒起来，一个多世纪就会偏差出大约一天。
于是一千五百多年后，已经积攒了10天左右的偏差终于让当时的教皇格力高利十三世没法坐视不管了。10天的偏差倒是还不至于对人们判定季节产生什么影响。但作为教皇，判定耶稣复活的”复活节”在哪一天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直到今天，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依然在用不同的复活节算法，但都离不开对春分日的确定（比较通行的算法是，复活节在春分后第一次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甚至拉丁文的”计算”一词computus起初都是专指算复活节日期的）。这样一个对于宗教当局来说非常重要的日子，如果偏差太多，显然是有损于当权者威信的。
于是1582年，格力高利十三世颁布了小修小补的新历法，在原本儒略历的基础上，规定所有的整百”世纪年”（1700、1800年之类），只有在年份能被400整除时才成为闰年。如此一来，日历上平均每年的长度和地球公转回归年的差距被缩小到了每年26秒。在未来的3300年间，这个差距都不会积累到一天以上。格力高利十三世也和凯撒一样，用直接在日历上增减天数的办法，一次性把之前积累的误差全部清零了。
所以，如果你手机里的日历App足够严谨，在1582年是应该没有10月5日到14日的。
在此之后，格力高利历稳定运行了500多年，一直到今天。如今我们口中的”公历”，本质依然是它。最先在天主教国家使用之后，格力高利历在18世纪被新教国家接受。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同样改用格力高利历（所以十月革命其实发生在公历11月）。中国则在1912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开始采用，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使用公元纪年。
月份不过是一种坏习惯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孔德对几百年前的教皇并不满意。于是他发明了一种”实证主义”日历。它不像格力高利历，或者今天的公历一样，每个月有不同的天数、每个日期有不同的星期、每年要用不同的日历。想知道你出生的那天是星期几？如果没有出生当年的日历，那你可得好好算一算了。孔德设想的日历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但一直到在1857年去天堂亲自见教皇为止，他发明的这种”实证主义”日历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几十年后，一个英国会计师重新发现了孔德的日历，并在改进之后决定成立一个叫做国际固定历联盟（International Fixed Calendar League）的组织，希望推动这种一年十三个月、每月28天的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国际固定历（International Fixed Calendar，IFC）长得和目前通行的公历差距挺大：一年十三个月，每月28天。但月份的英文名字还是全都被保留了下来。在公历的12个月之外，IFC在6月（June）和原本的7月（July）之间插入了一个新的月份——取名叫做Sol，因为在这种立法中，夏至（Summer Solstice）会落在这个月份。每个月则是固定的28天。
IFC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用再想某个月的某一天是星期几了，28天正好是4个完整的星期，所以每个月的1号一定是周日，13号一定是周五，然后在28号周六结束这个月。于是，在IFC的年度日历上，每个月都是相同的，无论这个月份是1月还是10月，无论这个月是今年的还是明年的。不用再每年买一本日历了，如果IFC真的成为了通行的日历，那一本相同的日历就可以用一辈子了。
不过，如果你的数学不是和我一样糟糕，大概已经发现了，（每年）365（天）既不是13（个月）的倍数，也不是（每周）7（天）的倍数。IFC选择每年13个月，每月28天的形式，注定是没办法把一年365天完整塞进日历的。
28x13=364，所以差的一天怎么办呢？
IFC的解决方案是，在一年结束与下一年开始之间，增加一个有时候会被叫做”年日（Year Day）”的假日，来把一年的天数补足到365天。这一天不属于任何一周，不是周六也不是周日。前一天是这一年的12月28日周六，后一天是新一年的1月1日周日。至于需要有366天的闰年，则是在闰年的6月和7月之间插入一个”闰日（Leap Day）”。闰日同样不属于任何一个星期，不是周日也不是周六。以此来保证IFC那种独特的
“每个月的日历都完全一样”的特色。
一张IFC年历，理论上它适配任何一年，你只要记得在闰年的6月之后增加一个闰日就行了
那个英国会计选择IFC的原因，和后来许多推崇它的商人一样，正是因为IFC”每个月都一样的”特点，抹平了月度之间的差异，让商业上的核算变得统一，财务上也变得整洁和可预测。
实际上，作为一个几乎彻头彻尾的”阳历”，格力高利历中的月份，和按照月球绕地球公转周期确定的朔望月几乎毫无关系，所以把”月份”定义成每月有不同的日期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1920年代，这种观点开始普遍流行。1927年8月的《展望（Outlook）》杂志干脆写道：
月份完全是一种对时间不合理的划分。它与天文学无关、与人的活动也无关，这种衡量时间的单位不准确且变化不定，在商业中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烦恼，在科学中也是一个带有误导的单位，甚至也没有什么宗教意义。
月份不过是一种坏习惯（A Month is nothing but a bad habit）。
一年13个月的实践
IFC很快受到了很多商界巨贾的青睐。毕竟，抹平月份间的差异之后，对商业的积极影响是最大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得说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了。
单说这个名字可能并不让许多人觉得熟悉。但他创立的伊士曼柯达（Eastman-Kodak）公司应该更为人熟知。这家最早叫做伊士曼干版的摄影公司成立于1881年，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先后发明推广了盒式相机、彩色胶片，以及最终几乎埋葬了它自身的数码相机。在数码摄影和智能手机普及之前的上个世纪，柯达几乎就是彩色胶卷的代名词。即便在当下这个人人拿着手机拍照、小朋友甚至不知胶卷和底片为何物的今天，柯达公司依然在电影胶片、原料药和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有所建树。
说回1920年代，乔治·伊士曼对IFC的推崇可不仅仅停留在口头支持或者拉票宣传上，除了积极尝试游说美国议会以及国联选择IFC作为统一的历法在全世界推广之外，这个著名的企业家身体力行地在自家的柯达公司里使用了IFC作为安排生产的日历，即便彼时IFC不过只是国联在考察的众多候选历法中的一个。
1928年，乔治·伊士曼在柯达公司内部开始使用每年13个月的固定历，他甚至在位于纽约的柯达总部内，专门为国际固定历联盟开设了美国办事处。和伊士曼同时代的一些商界巨贾同样注意到了IFC的价值，酒店大亨E.M.Statler、银行家George Foster Peabody 和航运巨头Robert Dollar等等也纷纷加入了宣传推广IFC的阵营。
尽管在当时看来，各界人士的有力支持让IFC的前景一片光明，但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它毕竟没有替代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每年12个月各不相同的公历。1932年，乔治·伊士曼选择了自我了断，结束了自己数十年来被脊柱疼痛和精神抑郁的折磨。IFC也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柯达公司内部使用固定日历的习惯却一直保留到了他死后57年，直到（至少在我看来）距今并不遥远的1989年。
1928年和1989年柯达公司内部的固定历
遗憾的是，在茫茫互联网中搜索几日，并且询问了各家或弱智或狡猾或承认错误态度贼好但就是不干正事儿的AI之后，我依然没能找到一张生产日期是”13/01”之类的柯达胶卷照片。
曾在80年代末在柯达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的约翰·希洛克（John Cirocco）透露说，公司内部的大多数人其实都很喜欢13个月的固定历。毕竟，从财务的角度看，IFC让比较销售周期变得容易了许多。”我之后曾经还向两家公司推荐过IFC，但显然，习惯总是很难改变的。”
习惯，或者宗教的力量
1923年，国联成立了个名字贼长的日历改革调查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f Enquiry Into the Reform of the Calendar），开始接受各路人马对日历改革的提案。很快，更科学、更”实证主义”的IFC就获得了委员会的关注。除了在商业上的优势之外，IFC每年年末那一个”年日”，也因为”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世俗假日”这个特性，让一心想要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国联格外青睐。
但国际组织的效率总是令人堪忧。直到1931年春天，委员会才终于决定，要在当年秋季召开的会议上，对各类日历改革提案进行投票，来订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日历新标准。
1931年10月12日，第四届国际联盟通信与运输大会（the fourth Gener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it）在瑞士日内瓦召开。130多个关于日历的提案被提交讨论。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焦点只有一个——要不要把国际固定历作为一种标准向全世界推广。
终于，逐渐走到舞台中央的IFC，让一个古老的但影响力甚大的民族无法忍受了。
即便不是唯一反对IFC的族群，但犹太人绝对是反对IFC声量最大的团体。原因？”习惯总是很难改变的”，如果这个习惯再牵扯上宗教和信仰，那显然只能让改革举步维艰。
犹太教中，关于每七天一个安息日（Shabbat）的规定既久远又严格。
久远是因为在《圣经》的《创世纪》中，就有了关于”第七日是安息日”的文字。《摩西五经》中更是将安息日作为十诫之一明文规定。（”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出埃及记》20：8-10）
严格则是说，犹太教对安息日的规定，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休息”完全不同。教义完全禁止信众在安息日”工作”，甚至据此衍生和解释出一套复杂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规则。于是，即便对于安息日的规定来自于几千年前，对于安息日的种种约束（39种禁止的劳作。39 Melakhot）在现代社会也早已显得……”顽固”，但虔信的犹太人依然会以一种外人看来有些奇葩的小聪明，”讨价还价”式地来严格执行安息日规则。比如因为安息日期间禁止”点火”和”灭火”的规定，于是当电灯普及之后，犹太人有了所谓”安息日灯（Shabbat Lamp）”——用移动部件遮挡光源的方式来规避”点灯”和”灭灯”的动作。
至于在安息日每层都自动停靠开门的电梯、开门后不会亮灯也不会突然运行的冰箱等等奇葩的”安息日电器”，就请各位有兴趣的看官自行搜索吧。
说回日历。IFC触怒犹太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个特别的”年日”，它让IFC保持在了每年365天，却也让原本不受影响，只是每七天一循环的”一周”的概念变得不再稳定。
如果IFC实行，犹太人却依然坚持每七天一个安息日的戒律，随着年份更替，安息日都会落在每周不同的日子里，而且也不一定是在周末。
安息日可能是一个周三或者周五的想法，让犹太世界对IFC愤愤不平。
日内瓦的安息日之战
1931年春季，当IFC提案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之时，世界各国的犹太领袖们急得团团转。英格兰首席拉比（Chief Rabbi of England）约瑟夫·赫兹和其他犹太神职人员正式向委员会表示了担忧。但委员会似乎没有给出什么有价值的回应。
当定于十月召开的会议逐渐临近之时，赫兹担心犹太世界的忧虑再次被忽视，于是，他决定亲赴瑞士，展开那场他后来在书中称为”日内瓦的安息日之战（The Battle for the Sabbath at Geneva）”的关键行程。
在大会开幕式上，赫兹争取到了第一个发言的位置。按照他的说法，对于”安息日成为可变动日子”的担忧不是来自少数食古不化的犹太拉比，而是”成千上万的犹太教众”。但大会上对日历改革持积极态度的人士依然认为这种担忧只是少数人的问题。随后，来自纽约的一位犹太人，发表了一份简洁明了但总终深远地影响历史的讲话。
亚瑟·I·莱文（Arthur I. LeVine）年少时移民美国。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法律印刷厂。虽然初到美国之际，他就决定将自己名字中的V改成大写，来让原本明显的犹太姓氏显得有点”法国化”，以此来争取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作为一名英国拉比的儿子，他始终自豪地保持着自己的犹太身份，也严格遵守着安息日的宗教戒律。
当赫兹
在决定日历改革的大会上备受孤立之时，亚瑟展现出了犹太人精明狡猾的一面。他没有再将反对意见纠结于习俗和宗教，而是”以实证主义打败实证主义”，开始列举推广IFC可能导致大众在生活中的各种不便。比如，日历改革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份合同可能都要重新约定日期，限期偿还的债券可能引发诉讼，原本按照月度或者季度计算的各种保险费率都需要重新计算等等等等。甚至，亚瑟还搬出了数学来佐证自己的看法：”13是一个无法被其他数字整除的质数，让它年复一年的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无疑会带来各种不便。”
简而言之，和赫兹期期艾艾地抱怨IFC对犹太宗教的伤害不同，亚瑟聪明地把IFC可能带来的麻烦引到了与会的每一人、每一个国家身上。虽然依然有人对这番演讲不以为然，但亚瑟基于日常生活的反对意见在大会上带来了明显的破窗效应：斯洛伐克代表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声称自己国家也有超过100个犹太社区抗议推广IFC；芬兰代表希望IFC推行后，新的复活节日期能够安排在春季晚期，而挪威则认为这个要求与自己的鲱鱼捕捞季冲突；爱尔兰则表示，需要各家教会达成关于复活节日期的一致后，自己才能接受新的日期改革；哥伦比亚代表则干脆指出，罗马教廷曾经说过，日历改革是”危险”的……
拉比约瑟夫·赫茨送给亚瑟的《出埃及记》，题字：”致亚瑟·莱文，为安息日并肩而战的斗士。”
虽然新的反对观点又从亚瑟提出的日常生活回到了对宗教和习俗的纠结，但显然，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关注细节的保守意见被提出，IFC在那次大会上被选为新的国际标准日历已经不再可能了。
在之后的几年中，IFC的支持者还在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上推动过日历改革，但失去了之前的势头之后，一个初衷是希望统一历法、稳固和平的历法改革，最终还是因为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喜好，成为了如今躺在维基百科和这篇稿子中的历史边角料。
一个彩蛋
国联在成立前文那个日历改革调查特别委员会时，请来了之前成功制定出”世界时”或者叫”标准时间制”的加拿大爵爷斯坦福·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来领导委员会。就是这个时间制度将全世界划分成了以经度为标准的24个时区，还规定了以格林威治的午夜零时起算每天的开始。
20世纪中期，原子钟的发明提供了一种比传统天文观测更稳定也更方便的授时机制。60年代，国际时间局（The International Time Bureau）将国际单位制中，依据铯原子跃迁频率定义的”秒”，和历书时间中的”秒”统一起来，并在弗莱明爵爷创立的”世界时”基础上，建立了以原子时的秒长为基础的协调世界时。
1970年，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希望”协调世界时”有一个缩写，并且为了减少混淆，ITU希望这个缩写在各种语言中保持一致。”协调世界时”的英语是”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缩写CUT；法语是”temps universel coordonné”，缩写是TUC。为了避免显得偏向任何特定语言，ITU最后给世界协调时的缩写是，哪边都不靠的——UTC。
颇有一种墨尔本和悉尼争当首都，最后两个城市连线中间的小镇子堪培拉莫名其妙就成了澳大利亚首都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