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瘟疫与人》的笔记
如果不是这场已然流行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本300余页的专著还不知道要躺在我的书单里多久。虽然横行的瘟疫与恐慌并没有带给我如同大多数人一样”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时间，但已经足以给我足够多的动力，去越过它艰涩的翻译和稍显久远的时代感，读完这样一本并不与当下契合，却足以与现今的状况共振，让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的著作。
先说书的”表”。这是一本出版在1976年的著作，现代社会40余年的历史，足够让它其中的观点、作证甚至数据带上一些年代感。毕竟，莫说如今的新冠肺炎、13年前的SARS，它成书的年代甚至艾滋病还未登录美国本土，埃博拉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在它之后出现的历次疫病，尤其是上面那些令人恐慌的病毒，都足以令读者反思作者在书中的结论，无论是再添佐证还是引人怀疑。
其次，中文版的译者是余新忠教授，作为中国，尤其是清代疫病社会史的专家，翻译这样一部作品的专业性无容置疑。但无需通读，简单翻翻前几章就能发现，余教授的译文的水平并不能非常令人满意。”信、达、雅”三难，只有第一条能够满足，但准确表达的背后，则是语句流畅性的缺失与枯燥干涩的文字。但好在原文观点本身深入浅出，顺畅通读还算不难。
再说”里”。诚然，本书足以给我这种历史知识大多一知半解的读者一个非常新的视角和体系，来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与熟视无睹的当今现实，从疫病这个往往被忽略的角度思考那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史实背后的偶然和必然。但它也显然不足以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一样，把严谨自洽的逻辑与无可争辩的现实严丝合缝地铆合，把地理决定论这种思想醍醐灌顶般敲进读者的脑子。不过，总的来说，书中依然提出了几个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简要辑录如下，权当读书后感。
- **微寄生与巨寄生。**疫病病原与”剥削阶级”一样，都是寄生于社会主要生产者（农民）身上的。从能量的角度看，都从令生产者不能消费自己（有能力）生产的全部能量。前者通过疫病令生产者失能、减员，后者利用社会制度侵占劳动成果。不仅如此，人类社会还会同时在两种寄生形态中达成平衡，无论是体内的抗体还是社会的抗体。当然，在成书之后的40年，人类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已然巨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叉，以及不同聚落之间流通的加速，让”巨寄生”的平衡已经再难像书中所说那样与”微寄生”比喻，但也依然存在。
- 温热的气候滋养了更多的寄生者，让中国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开发（向南开拓）更加艰难。《枪炮、病菌与钢铁》已经论证了人类跨纬度的开拓（南北）要明显比跨经度（东西）的开拓艰难。但它更多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说明，也没有区分同为跨纬度开拓时，从北向南与从南向北的区别。《瘟疫与人》则明确指出中国南方的开发很晚，直至8世纪依然没有稠密的人口。同样的理论还可以解释印度的落后（甚至略显牵强地解释了种姓制度）与东南亚地区的难以统一。
- 瘟疫在欧洲殖民者入侵新大陆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史实。但作者提供了两个新的视角：其一是当疫病在对立双方（殖民者与原住民）身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且科学与理性无法解释这种区别时，宗教和信仰对双方的冲击。”既然双方（新大陆原住民与欧洲殖民者）都认同对瘟疫原因的超自然解释，结论自然是神灵凭借疫病表达对侵略者的偏爱”；其二是欧洲人同样饱受疫病袭扰，只是欧亚间上千年的交流让欧洲人不像美洲原住民那样与世隔绝。大航海让千年来在欧洲发生过的疫病一口气全都”送”给了美洲原住民，”压缩”过的疫病史成为了”屠杀”美洲原住民的凶手。
除此之外，蒙古铁骑对欧亚疫病交流的影响、疫病自身对文化、语言乃至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等，都足以让这本书成为当下疫情肆虐全世界时，引人深思的著作。